造假的科学:看我如何编造数据,成为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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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荷兰心理学家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犯下了史上最大的学术造假案。(图片:Koos Breukel/The New York Times)

编辑的话:一个聪明的心理学家凭借精湛的造假手法,在顶级期刊上接连发表文章,成为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圈并没你想得那么纯洁,科学家追求真理,也会追逐名利;学术造假每天都天都在发生,所不同的只是造假的规模和造假的结果。下面,就是科学史上最大的骗子在欲望中堕落的故事。

(文/Yudhijit Bhattacharjee)2011年的某夏夜,一位名叫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的中年教授走出了自己位于荷兰蒂尔堡市的家,准备去拜访住在附近的朋友。时近午夜,他的朋友兼同事马塞尔·泽伦伯格(Marcel Zeelenberg)刚打电话过来,说有急事要见他。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认识了,之后又都在蒂尔堡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2010年,斯塔佩尔当上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系主任,而泽伦伯格则成为了社会心理学学院的院长。几年前,泽伦伯格遭遇婚变时,斯塔佩尔和他的妻子玛瑟尔(Marcelle)曾鼎力支持——斯塔佩尔怀疑泽伦伯格跟新女友闹矛盾了。

到泽伦伯格家后,斯塔佩尔问道,“出什么事了?”敦实的光头男人泽伦伯格哽咽着解释说,“有两名研究生提出指控,怀疑你涉嫌学术造假。”

斯塔佩尔曾发表过数篇颇具影响力的人类行为学论文,是享誉海内外的明星学者。同年春天,他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人们在肮脏的环境中更可能表现出种族歧视;就在几天前,他又发表了另一个研究,称食肉会导致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与不合群,并因此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斯塔佩尔回答说,自己一定是受到了对头的诋毁,因为他当上系主任后,曾因工作上的事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所谓树大招风。当泽伦伯格追问到一些如“为什么你好几篇不同的研究中会出现一模一样的数字和图表”时,斯塔佩尔保证自己今后会更小心。而随着泽伦伯格的不断施压,斯塔佩尔变得越来越慌乱。

最后,泽伦伯格问道,“你到底有没有编造数据?”

“怎么可能?”斯塔佩尔答,“当然没有。”

随后,泽伦伯格将这起投诉转告给了校长菲利普·艾伦朗(Philip Eijlander)。艾伦朗是一位法学教授,经常跟斯塔佩尔一起打网球。周二下午,斯塔佩尔受邀来到了艾伦朗家里,积极地为自己辩解,不断强调他作为系主任的不俗表现,并表示,自己的研究方式只是“出乎寻常”而已。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左右,最后,艾伦朗礼貌地将斯塔佩尔送出家门,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他并不相信斯塔佩尔的清白。

当天,斯塔佩尔驱车来到了近3小时车程外的格罗宁根大学。他曾在2000年-2006年在此任教,他之前发表的好几篇文章的实验数据都来自于此地。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需要这个校园里的一些细节。然而,当他故地重游时,整个学校的样子跟5年前相比已是大相径庭。斯塔佩尔发现,自己并不能辨认出哪些教学楼是当时就有,而哪些是新建的——他开始绝望了。突然,他看到了计算机中心,并对自己说,“嗯,就是这里了。我当年就是在这儿跟本科生志愿者做实验的。一定没问题。”

回蒂尔堡的路上,斯塔佩尔在 Utrecht 火车站停了下来,这里是他研究环境肮脏程度和种族歧视的关系时用到的实验场地——当时,清洁工人罢工了。这篇发表于《科学》的研究称,一批白人志愿者被邀回答一份摆放在座位上的问卷,而一排座位有六把椅子,每一排都只有一位黑人或者一位白人坐在第一把椅子上。研究显示,这些白人在周围布满垃圾的时候会坐得离黑人更远。如今,正处于高峰期的火车站人头涌动,斯塔佩尔并不能找到符合当时所形容的情景。


Utrecht 火车站,斯塔佩尔的一个著名造假实验就在这里进行。图片:Raimond Wouda/The New York Times

“不行,德里克,这太荒谬了。”终于,他告诉自己,“不能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斯塔佩尔当晚回家后就对妻子坦白了一切。一周后,蒂尔堡大学将他解雇,并为宣布他的造假行为而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事在荷兰引起了轰动,成为了媒体那几个月津津乐道的话题。一夜之间,斯塔佩尔从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成了科学史上最大的骗子。

 

“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

我第一次遇到斯塔佩尔是在2012年的夏天,此时距他离开蒂尔堡大学已有将近一年。我曾从不同的地方读到过他造假的故事,其中包括我供稿的《科学》杂志。不过,在我从新闻中得知此事之前,我并不知道斯塔佩尔在《科学》上发表过文章。

斯塔佩尔跟我见面时,来自他以前工作的三所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蒂尔堡大学)的调查小组正在对他之前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进行整理,以便彻查他的造假行为。除了为了要清理他的假数据之外,调查小组还需要鉴定斯塔佩尔这些论文的共同作者——其中包括他带过的20多位博士生——是否也参与了造假。很明显,许多在他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都基于虚假的数据。

斯塔佩尔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忏悔,“从天堂坠入了地狱后,我每周都要进行心理治疗——我真恨我自己。”在那天下午随后的谈话中,他数次用“高大”、“迷人”和“英俊”来形容自己。与其说他狂妄,我想这更多是因为他迫切地希望能够通过强调自身明显的长处,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优点上。

或许是斯塔佩尔的造假行为让学术造假成为了热议话题,但事实上,科学上的造假事件却并非罕见。学术史上,有许多造假者都是与斯塔佩尔一样声名显赫的大学者。数年前,著名的韩国干细胞研究学者黄禹锡(Hwang Woo Suk)的造假行为震惊了整个生物界,因为几乎所有让他出名的研究数据都是假的。哈佛大学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Marc Hauser)于2011年在接受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科研道德办公室的调查时辞职,随后的调查证实郝泽曾在研究中使用编造的数据。

每年,科研道德办公室都会发现数例学术上的不端行为——从在科研经费申请表上撒谎,到在论文中使用虚假的图片,科学家造假的手段不一而足。有一个叫做“回收跟踪”的博客会定期更新,发布关于学术期刊因造假行为撤回的已发表文章。

但凡遇到学术丑闻被曝光,业内科学家的反应都是相似的。他们会首先觉得不可思议,随后感到气愤,但最后通常都会以“那不过是我们这锅好汤里的那颗老鼠屎”的态度来看待此事。然而,近年来被曝光的数起学术不端行为都表明,科学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诚实。从更悲观的角度来说,黄禹锡与马克·郝泽的行为并非特例——不诚实的学术行为囊括了从为了达到研究目标而刻意挑拣数据(许多研究人员承认这是很常见的),到直接编造假数据的种种做法。不过,斯塔佩尔事件的性质之恶劣、影响之广泛,还是不常见的。“量变到质变,是我造假的程度让它成为极端例子的。”斯塔佩尔说,“因为我的假数据远不止是在一篇或者十篇文章中出现。”

斯塔佩尔坦言,他的确受到了野心的驱使,但事情也不止这么简单。他坚持,自己对社会心理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但毫无指向性的实验数据杂乱得让他感到烦躁。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喜欢整洁和规律的人,造假不过是为了得出学术期刊愿意发表的漂亮数据,“我追求的不再是真相,而是美”,他说。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追求刺激的瘾君子,无法浅尝辄止。

我问斯塔佩尔这些是否都是真话的时候,他显得有些受伤——“我已经没理由再撒谎了。”十几年来,他都在做一个虚假的实验,而如今,他终于做好了接受事实的准备,那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到底为何会落入这步田地。“我整个人生中的每件事都可能促成了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斯塔佩尔说。

 

“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也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斯塔佩尔住在荷兰南部一个人口只有20万的小城市蒂尔堡。11月底的一个下午,他坐在厨房里,边吃着简餐边思索着未来。一周后,大学的调查小组就要完成他造假事件的研究报告了,他希望这场丑闻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可以通过它而正式结束。不仅如此,这篇报告公布后,他的书《Onrsporing》(意为“脱轨”)就可以出版了。这本书通过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在造假行为被揭露后的心路历程,而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不菲的稿酬。斯塔佩尔希望此书能在让自己获得救赎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经济利润。至于想要从他以前欺骗过的学生和同事那儿得到宽恕对于自己是好是坏,他似乎并未细想。

斯塔佩尔拿出了一些独立包装的巧克力与我分享。我们吃巧克力时,我发现他会把每一张撕下来的包装纸都叠成完美的正方形;随后,我也习惯了每次走入或者走出房间时,听到他提醒我“把门关好”。当我向他指出这些发现的时候,斯塔佩尔承认,自己一直有追求整齐和对称的强迫症。

我们的谈话中,斯塔佩尔曾数次提到自己并不能准确地定义所谓的“真相”,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为他的造假行为充当了烟雾弹。他说,“我们其实很难知道真正的真相,比如,有人说爱你时,你到底怎么才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当时快要到荷兰的圣尼古拉斯节了,斯塔佩尔十岁的小女儿坐在壁炉边上,唱起了一首传统歌曲,欢迎圣尼古拉斯的到来。斯塔佩尔眨眨眼,对我说,像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已经不相信圣尼古拉斯会从烟囱里钻出来了,不过她们还是愿意相信他的存在,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得到礼物。

斯塔佩尔在尚还会收集真实数据的事业初期,会在论文中罗列出复杂而凌乱的数据和各种不同的变量。很快,他发现学术期刊的编辑们更喜欢简洁的文章。他对我说,“他们会跟你说,‘不要提这个了,把它简化些。’”不久后,他便开始努力让自己的文章变得简洁漂亮。

星期天早上,我们在开车去往旁边一个村庄见他的父母的路上,斯塔佩尔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在荷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总觉得科学家是寺庙里追寻真相的苦行僧。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宗教,但他们还没对科学失望,而我的行为却显示科学并不神圣。”

“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也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斯塔佩尔说,“资源有限,你需要拿到经费,而竞争十分激烈,人们为了得到这些钱不择手段。没错,科学是为了寻找真相;但同时,它也需要你去沟通和营销。我们都是说辞相似的推销员,跟个马戏团差不多。”他提到了两位他十分敬仰的心理学家约翰·卡西奥普(John Cacioppo)和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他们都跟学术造假扯不上关系——“他们在柏林开了个讲座。两天之后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同样的讲座,随后还要去伦敦。他们来回奔波,不过是要把自己说的话推销出去。”

此时,汽车的超速警告响了起来,斯塔佩尔将速度放慢。我问他是否希望自己在事业上也有过这样的系统,在一切失控之前发出警告。“当然,这肯定有用,”他说,“不过这还不够。我得需要电击吧。有的朋友问过我,当时要怎样我才会停下来,而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觉得有什么能让我停下来。我的脑子就是卡在那儿了,如果不这样做,它一定会爆炸。”

斯塔佩尔80多岁的父亲罗伯(Rob)亲自走出家门来迎接我们,而他同样高龄的母亲迪亚克(Dirkje)则让比她高出了30多公分的儿子歪过头来,以便她检查他额头上一块由压力引起的皮疹。他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他们,而他的母亲在看到他书中讲述到自己学术之路上经历的种种罪恶感和羞愧感后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德里克这些年来这么不快乐。”

斯塔佩尔是家中幼子,他们家住在阿姆斯特丹旁边,罗伯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曾在机场担任高级经理。斯塔佩尔说,他父亲的敬业让他从小就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决定的,“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事业造就个人。”

高中时,斯塔佩尔成绩优异,热爱运动,还参与过戏剧的编写和演出。当时与他一起排演的一个同学玛瑟尔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高中毕业后,斯塔佩尔曾到宾夕法尼亚的东斯特劳斯大学学习表演。很快,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很高的表演天赋,便回到了荷兰开始学习心理学。

几年后,他申请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课题是人们对别人的评判。不过,他并没有得到这个研究岗位,另一位年轻人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名叫马塞尔·泽伦伯格。一年后,斯塔佩尔还是来到了这里攻读博士,这次,他的课题是同化和异化效应,导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库门(William Koomen)。

同化和异化都是已知的心理效应。当人们刻意地去注意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诚实”或“傲慢”时——他们会更容易在别处注意到这个概念。这就是同化效应。异化效应则通常会发生在人们将某事跟一个实例作对比的时候,譬如拿自己的身材去跟超模的比。

斯塔佩尔当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人们的同化和异化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景。做这个研究时,他必须整理大量杂乱冗长的数据——这是经验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设计了一个猜字游戏给他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游戏的谜底是“聪明”或者“爱因斯坦”。随后,他会给实验对象看一个故事,并让他们给主角的聪明度、友善度以及别的特点打分。他发现,实验对象在遇到“聪明”这种抽象的概念时,会更容易在自己或别人身上发现这一特质。然而,当他们注意到的是这个特质的实例,比如“爱因斯坦”时,却会在心中将故事主角跟爱因斯坦相比,因而给他的聪明度打的分要低一些。

1997年,斯塔佩尔拿到了博士学位。至今都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的库门教授并不质疑斯塔佩尔博士论文中的实验数据,在一封他发给我的邮件中,他说,“斯塔佩尔是一个天资过人,充满热情且勤奋努力的博士生。能与他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

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斯塔佩尔和泽伦伯格成了好朋友,他们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的两个对角。泽伦伯格来自于一个蓝领家庭,而斯塔佩尔的家境则要好一些。与众不同的是,斯塔佩尔有时会穿着西装去学校。泽伦伯格回忆称,斯塔佩尔骄傲自大,但这也是因为“他确实有狂妄的资本”;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友好而乐于助人的人”。1997年,斯塔佩尔和玛瑟尔结婚时,泽伦伯格还参加了斯塔佩尔的告别单身派对。

斯塔佩尔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三年都呆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写了几篇反响平平的论文。不管怎样,他当时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还获得了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的一个奖项。2000年,他来到格罗宁根大学任教。

“这时,我意识到原来编造数据是可行的。”

随后,斯塔佩尔开始了一个新课题的研究:“人们是否潜意识地受到暗示的影响”。他设计了几个实验,其中,实验对象要坐在电脑前,屏幕上会有一个词或者一个图像闪现0.1秒钟,这样一来,这个词或者图像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到他的意识头脑中。随后,实验对象会被要求做一件事,以便考察暗示是否会造成影响。

斯塔佩尔在他本科生班上做的实验中,要求实验对象在观看了闪现的照片后给自己的容貌打分,而闪现的图片有两种,一个是一张漂亮的人脸,而另一个是不漂亮的。斯塔佩尔的假设是,比起那些看到不漂亮人脸的人来说,看到那些漂亮人脸的人应该会通过自动的异化效应给自己的容貌打较低的分。

这一类的实验并没有得出斯塔佩尔期望的结果。这时,他只有两个选择——终止这个研究,或者重新做实验。此时,他已经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并坚信自己的猜想是对的——“于是,我决定自己创造一组数据。”

他坐在格罗宁根家里厨房的椅子上,对着电脑,输入了一批会让他得到理想结果的数据。他知道,要让这组数据看上去真实可信,这个效应不能太过明显——哪怕是最成功的心理学实验都很少产生指向性很强的数据。斯塔佩尔逆向计算,得出了两个实验组理想的平均相貌分数值(区间为0-7),这个值既不夸张又能显示出两组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同。他编出了如“4,5,3,3”这样的数据,并承认,“我试图让它看上去更随机,而这是很难的。”

在分析过程中,斯塔佩尔先是得出了两组差别太过于明显的数据,于是,他不得不又重新删改了一些数据。之后的几天,他总共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得到了刚刚好的数据。

他说,他当时感到既难受又轻松。2004年,这个研究被发表在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他告诉我,“这时,我意识到原来编造数据是可行的。”

斯塔佩尔的事业步入了正轨。在格罗宁根大学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其中有许多是与他的博士生们共同完成的。他的学生和同事们都没有对导师帮学生做实验的不寻常行为产生疑问。

“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不上报此事。”

2006年,斯塔佩尔来到蒂尔堡大学,成为了泽伦伯格的同事。大批学生们开始涌向他的实验室,斯塔佩尔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010年9月,他成为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系主任。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他是可以把事业重心从学术研究转移到行政方面来的,但他无法抗拒编造数据的快感——他正在通过已经编好 Utretcht 火车站研究的实验数据撰写论文,这篇文章于次年在《科学》上发表。同事们都热情地想要与他合作新项目。

斯塔佩尔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人们会不会在被暗示“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后消费更多的东西。他跟他的伙伴设计了一个答卷,给实验对象在经过了两种略微不同的情境后填写。第一个情境中,实验对象面前放着一个装满了巧克力豆的杯子,杯子上写着“资本主义”;而另一个情境中,这个杯子上的字母被打乱了。尽管答卷中的问题都是跟资本主义和消费观有关的——比如说大车好还是小车好,这个实验主要研究的是在哪一个情境中实验对象吃掉了更多的巧克力豆(此实验并非原创,之前其他人也做过类似的巧克力豆实验)。斯塔佩尔和他的同事猜测,实验对象会在第一个情境中吃下更多的巧克力豆。

斯塔佩尔让一个学生买来了杯子和巧克力豆,随后,便把它们跟问卷一起装进了他的车里,驱车离开,说是要去他一个朋友工作的中学做实验。

斯塔佩尔将问卷扔掉后,回家称了一杯巧克力豆,开始自己做实验。在回答问卷时,他用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速度吃着巧克力豆,完成问卷后再称一次,估算出自己吃了多少巧克力豆。然后,他便围绕着这个数字开始捏造数据了。他告诉我,他把这些巧克力豆送出去了一些,自己也吃掉了不少,“我是这个实验中唯一的实验对象”。

在为这篇之后并未能发表的文章编造数据的同时,他在蒂尔堡的另一位同事也找到了他,请他帮忙设计一个验证看到别人哭泣是否会引发情感认同的实验。Vingerhoets 后来跟我说,斯塔佩尔的主意简直“妙极了”——他们准备让小学生完成一个涂色的任务,其中一半的孩子要涂的卡通人物是面无表情的,另一半要涂的则是一个正在流泪的脸。完成这个任务后,孩子们可以拿到糖果,这是他们便可以通过询问这些孩子是否愿意将糖果与他人分享(这是一种情感认同的表现)来验证他们的假设。

斯塔佩尔和 Vingerhoets 与一位助手一起准备了涂色卡和问卷。斯塔佩尔告诉 Vingerhoets 他准备去一个他有熟人的学校做这个实验。几周后,他把Vingerhoets叫来,给他看了他记在一张纸上的实验数据。Vingerhoets 惊喜地发现,看到哭脸的那一组小孩明显地比另一组小孩愿意分享自己的糖果。这个结果一定可以发表在高端的学术杂志上,Vingerhoets 当时连声称好。

Vingerhoets 开始着手写论文,这时,他又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反应是否不同,于是他要求斯塔佩尔把原数据发给他看。结果斯塔佩尔的回答是原数据尚未被录入电脑。

Vingerhoets 感到很吃惊,因为斯塔佩尔当时给他看了平均数、标准差,甚至还附上了验证问卷是否可靠的统计索引,而这些一般都是需要电脑才能得出的。Vingerhoets 怀疑这可能是系主任斯塔佩尔故意考验他的一种方式。察觉到不对后,他咨询了一位退休的教授,教授反问他,“难道你真的觉得一个有斯塔佩尔那种地位的人会造假吗?”

Vingerhoets 告诉我,“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不上报此事。”

 

“有的好人也会做坏事,还有的坏人会做好事。”

如果说是斯塔佩尔的地位保护了他,那么他的自信则让他变得更加强大了。他所有的演讲都十分简洁幽默,他认为他给他的观众们带来了他们最喜欢的东西:分明的条理,简洁的内容,以及漂亮的结论。他说,自己演讲时的调调通常是“我们就不要讨论细枝末节的数据了吧,这都是统计学家干的粗活儿”。如果有人问道改变实验中某个变量会引起什么后果时,他会说一些类似“我也想过这个,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想要验证它,不过这个实验并不成功”的谎言,将问题搪塞过去。

作为研究生研讨班上教科研道德的老师,斯塔佩尔曾要求他的学生回去反省自己以前做过的研究中是否出现过不道德的行为。“他们都检查到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没有得到知情同意、没有对实验对象解释实验步骤,当然了,还有在分析数据的时候,故意挑拣出自己想要的数据。”斯塔佩尔说他自己身上并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的实验数据。

关于斯塔佩尔造假的传闻从格罗宁根到蒂尔堡都一直没断绝,但也从未证据确凿到引起调查。斯塔佩尔帮学生收集数据的奇怪做法也并没有受到质疑。2010年春天,一个研究生在斯塔佩尔帮他做的三个实验中发现了一些古怪。然后,在他要求看原数据的时候,斯塔佩尔说他没存下来。之后,在斯塔佩尔升职成为系主任之后,这位学生在学校的健身房里将此事告诉了另一位年轻的教授。他们都接受了我的采访,但由于担心事业因此受到影响而要求匿名。

这位新来的匿名教授开始参加斯塔佩尔的实验例会。他在看到斯塔佩尔不管做任何实验都能得到那么漂亮的数据时惊呆了,“我不记得我看到过任何失败的实验,这很反常。一般来说,哪怕是最优秀的心理学家都会有一半的实验是不成功的。”

这位教授想要通过与斯塔佩尔的合作项目来仔细观察他的工作方式,“我想要仔细看看他那些漂亮的数据”,他说。他们俩一起设计了一些实验来研究那些让人们意识到金融危机的商店会拥有更大方的顾客。

2月初,斯塔佩尔称他“一帆风顺地”完成了这些实验。他说他找到了对于金融危机的意识跟人们的慷慨程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联系。但在当匿名教授看到原数据时,他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数据,这些数据证实了斯塔佩尔的造假。

格罗宁根大学,斯塔佩尔在这里进行了很多假实验。图片来源:Raimond Wouda/The New York Times

 

匿名教授咨询了一个美国的老同事,得到的建议是“你没有任何义务去汇报此事”。然而,最初将此事告知匿名教授的学生和另一位研究生却不想将此事作罢。那年春天,另一位研究生仔细检查了斯塔佩尔近年来提供给他的学生与博士后的实验数据——其中有许多构成了他们博士论文或已发表论文的基础——并发现了许多不寻常的地方,最严重的一处是斯塔佩尔明显复制粘贴了一组数据,导致表格中有两行数字几乎一模一样。

这两位学生决定将此事报告给院长马塞尔·泽伦伯格,但他们担心作为斯塔佩尔好友的泽伦伯格会有所包庇。为了探听泽伦伯格的口风,他们其中之一设计了一个教授编造数据的情景(他们没说这是假设情景),并询问泽伦伯格对此的看法。这位学生回忆道,“当时,泽伦伯格回应道,‘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真应该被碎尸万段’。”

他们等到了那年的夏末才在伦敦一个跟泽伦伯格共同参加的学术会议上将此事和盘托出——“我们决定等到那时再告诉他,免得他立即冲出去质问德里克。”

在伦敦,某天晚饭后,他俩把泽伦伯格请到了他们当时所住的房间。泽伦伯格起初的怀疑随着他们谈话的深入变成了震惊。等他们结束这番谈话时已经快凌晨3点,泽伦伯格喝下了他最后一瓶啤酒,恍惚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那个周末,他回到蒂尔堡后便直接找到了斯塔佩尔对质。

在他被校长找去谈话的那天晚上,斯塔佩尔从 Utrecht 火车站回家后已是午夜。他的妻子玛瑟尔正在客厅里等他,但他直到第二天才坦白了所有的事情。11月,我在一次跟玛瑟尔单独谈话的时候,她说,“我人生中那10来年的时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

一周后,在大学官员准备宣布此事的时候,斯塔佩尔夫妻把这件事解释给了他们的女儿们听。“你会死掉吗?你们会离婚吗?我们要搬家吗?”在听到母亲对这些对于她们最重要的问题否定的答复后,她们松了一口气。“爸爸,你不是总是说嘛,”他们的小女儿说,“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但关键是你得从中学到东西。”

玛瑟尔向我形容她当时把斯塔佩尔放入脑海中的测试器里一一测试的情景,“我几乎是过滤了他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表现,这包括他作为父亲、丈夫、儿子、朋友、公民、邻居,以及作为一名科学家和老师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发现,他在其他方面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我当时就感叹,德里克跟科学真是八字不合。”

尽管如此,她对此依然感到生气。她说,她一想到斯塔佩尔那些不按时上床睡觉并说那是因为他在工作的夜晚就觉得愤怒,“他告诉我一切都是为了科学,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她对斯塔佩尔向学生们提供假数据的举动表示不能理解,只能向自己解释道,“他一定只是为了让他的学生们有一条像他自己那样完美的学术之路。当然,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反而让他们的世界变得不完美了。”

10月初,在丑闻曝光近两个月之后,大学发布了一份临时的报告,将斯塔佩尔描述成了一个欺负人的傲慢老师,为了利用他的学生们不惜对他们百般奉承。斯塔佩尔在读完他的性格评测后崩溃了,他哭喊着要找妈妈,如同惊弓之鸟,甚至试图从窗户跳下去。斯塔佩尔的心理医生加重了药量,而他的一个朋友让他向玛瑟尔保证自己不会自杀。为了逃出媒体的视线,他还去他哥哥家里呆了几天。

回到蒂尔堡之后,斯塔佩尔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那年冬天,他遵照心理医生的建议,写了好几本日记反思自己的人生。他的妻子原谅了他之后,斯塔佩尔开始猜想,他带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们——这些最大的受害者——会不会原谅自己呢?

似乎没几个。2011年12月的一天,斯塔佩尔以前的一位学生萨斯基亚·斯赫明范姆(Saskia Schwinghammer)来到了他的家。斯塔佩尔一边道歉一边哭泣,并不断地提醒她,“你们是无辜的。不要为了当时接受我的数据时不够谨慎而责怪自己。这些想法是你们的,实验也是你们设计的。是我破坏了你们研究中的一个环节。不要让别人觉得你们因为跟我一起工作过就是个没用的人。”

斯赫明范姆是流着泪离开的,“我很高兴自己来看你了”,她说。一年后,她告诉我,她原谅了斯塔佩尔这个人,但并没有原谅他的所作所为。“有的好人也会做坏事,还有的坏人会做好事。”——她把斯塔佩尔归类为前一种人。

 

“桌上的饼干盒没盖盖子”

11月底,三所大学联合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斯塔佩尔在至少55篇论文以及10篇博士生论文中有造假行为。这些学生是无辜的,但他们的研究至此作废。整个心理学界也收到了谴责,因为他们发现,斯塔佩尔之所以能平安无事地长时间造假,是因为“业内在分析数据时普遍存在粗心、刻意筛选数据和不客观地分析数据的情况”。如果说斯塔佩尔编造数据只是他的错,那么他的同事、那些顶级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审批者也应该为自己的粗心负责。委员会将数种情况定义为了“模棱两可的科学”,其中包括对统计学的不当应用、忽略不符合构想的数据、以及为了一味追求“好故事”而忽略其后的科学依据的行为。

“模棱两可”是个不错的形容词。我遇到过的好几位心理学家都承认,这三种更为普遍的情况在性质上跟斯塔佩尔的做法并无二致。科学家们在做实验时都面临着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指向真理,但它也许灰暗而无趣;而另一条路则指向荣耀,虽然它背后的结果可能只是片面甚至错误的。科研文化中更可怕的一点是,人们有许多机会和动机来造假——用斯塔佩尔的话来说就是“桌上的饼干盒没盖盖子”。当有的科研工作者怀疑同事可能有造假行为时往往会保持沉默,因为告密者可能会受到报复。

斯塔佩尔能够长期造假而不被发现的关键,在于他对业内文化的深度了解。他说,“我并不研究奇怪的课题,我从来不会设计一个实验去证明地球是平的。哪怕我的确在背后操纵,但我总是检查了我的实验是合理的,它们有其他实验结果的支持,而我不过是踏出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的那一步。我的实验假设总是基于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只有这样,我的结果才会是可信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有创意的研究,但它也得是真实可信的。你得有本事证明,这不仅是个富有创意的新研究,还是一个符合人们直觉的研究。”

科学界中,那些不明显的数据篡改和挑拣行为,比斯塔佩尔这种在事后看来十分无耻并愚蠢的做法要危险多了。那位支持两名学生去揭发斯塔佩尔的匿名教授告诉我,“摆弄数据在业内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有的研究人员会在得到了想要的实验结果后就会立即停止实验。”荷兰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 Ap Dijksterhuis 说,“我可以想象,如果在编造数据时能做得更低调一些,就很难被发现了。整个心理学界正在努力改善这个由斯塔佩尔丑闻而曝光的大问题。”

斯塔佩尔的书出版后,各界众说纷纭,并引起了许多荷兰人的愤怒——他们对他试图通过自己的错误而获利的行为感到不耻。发售后不几日,就有人将他的书就以PDF的格式上传到网上,不让他卖书赚钱。除了斯赫明范姆和少数其他人,他以前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对他的道歉作出回应。2012年年末,荷兰政府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斯塔佩尔是否以研究补助的形式滥用了公共基金。

我问泽伦伯格,在举报他一年半后如何看待斯塔佩尔。他告诉我,他现在连去杂货店都会刻意地绕过斯塔佩尔家,“等这些都过去后,我很想和他谈谈,看我们的友谊是否还能继续。我很想念他,但同时我也很想给他一拳。”

斯塔佩尔事业的分崩离析,让他尝到了他这一生都在避免的失败滋味。在我们拜访斯塔佩尔的父母时,我能看出他在父母试图帮他辩护的时候感到不安。他父亲坚定地认为这是体系的问题,是斯塔佩尔的大学的管理以及期刊编辑的疏忽。

斯塔佩尔摇了摇头,“接受事实吧,不要责怪体系,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必须接受。”这句话他似乎已经对自己和父母说了很多次了。当罗伯和迪亚克继续为他辩护时他虚弱地一笑,“你们为我开脱是想减轻我的痛苦,但我们还是得承认,这些事确实是我做的。有很多间接因素,但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编译自:《纽约时报》,The Mind of a Con Man
文章图片: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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