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遭遇网络民主

  传播, 评论

(作者/贾鹤鹏1,范敬群2)以微博等社交媒体为核心界面的Web3.0时代正在到来。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微博在舆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不少学者欢呼,通过微博等手段,人民实现民主的目标正在越走越近。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微博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科学传播。

的确,微博因其平民化、互动性以及日常生活新闻化和新闻日常生活化,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媒介与工具。但自从微博在2009年开通以来,除了在与科学相关的疫情发布、地震信息发布等方面,微博由于发布的及时性而在传递信息和增进透明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外,其在科学传播方面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促进科学界与民众平等交流的作用。

相反,在涉及包括转基因、地震预报以及食品安全等争议性科学问题时,甚至在包括疫苗接种、流感疫情防控等本来没有任何科学争议的议题上,反对科学主流观点和无视科学证据的声音,甚或伪科学传言和毫无依据的谣言都得到了广泛传播。

毫无疑问,这并非是我们需要的科学传播。

可以说,微博既为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带来了便利和机遇,帮助公众通过网络表现其参与科学进程的民主化诉求,同时,其去中心、碎片化及缺乏信息审核机制的属性也威胁着科学传播的质量。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科学与民主在网络传播的时代形成的这种张力?

科学信息生产的专业属性

微博带来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这种传播方式对科学信息生产专业化的颠覆。

科学信息的生产往往需要基于科学实验,而实验过程动辄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科学家需要搜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反复分析并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阐释这些数据,这就使得论文的生产时间通常以月来计算。一篇论文往往由数千字组成,可以充分解释科学结论的各种条件和限制因素。科学的结论还往往存在不确定性。科学结论的发布往往以论文的形式,而论文则经历了同行评议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相关结论的科学意义的肯定,也是对其真实性的保证。

以传播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同样要遵循科学界的这种专业性,虽然其表现方式也要根据传播规律进行调整。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相比于西方长期鼓励科学家从事传播的传统(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规定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普活动),中国科学家长期以来缺乏与媒体和公众交流的意识与能力。中国的科学新闻发布在很大程度上与宣传机构成果和科技政策的宣传报道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立足于满足公众的科学探求。

在这种情况下,微博所带来的民众对科学问题的直接质询,更是让中国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措手不及。科学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程序性特点并不会因为微博传播速度的提升而发生改变,而科学家更加担心微博的字符限制、时间短促和公众的无门槛参与信息生产会加剧他们本来已经深恶的科学报道不准确。中国科学家在微博上表现很不活跃。

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微博空间的缺席更是导致在涉及包括转基因、地震预报及食品安全等争议性科学问题时,反对科学主流观点和无视科学证据的声音占据了话语权。

网络民主的价值

那么科学家在微博空间的缺席,是否代表在Web3.0时代科学传播的专业化诉求与科学传播的民主属性之间存在着无可调和的矛盾?是否不负责任的微博话语的泛滥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公众参与科学发展这一民主化议题是否正确?

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长期对涉及科学内容的微博发言的观察发现,即便在科学议题上,公民也表现了极强的民主参与的欲望,这种欲望会因为热点事件在微博上迅速引爆舆论。

例如,在最近一项针对在湖南衡阳违规进行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营养转化实验的微博传播的研究[1]显示,自2012年8月31日该事件被曝光开始,到2012年12月涉事的中美科学家被确认违反了确保公众知情权等科学伦理、中方责任人遭到了中国政府部门的严肃处理为止,在这220天内,以“黄金大米”为主题词的相关微博内容达到545488条。这表明微博舆论对事态的高度关注。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科学争议事件的微博传播过程中,网友因态度而聚合,但彼此之间很少出现有关科学内容本身的民主辩论与平等交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网友对科学的质疑往往与其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和对传统权力的颠覆有关。

深入分析这种情况, 可以说,尽管网友们在微博上发表了诸多不理性声音,但不理性的背后,首先有其正常的权力诉求。在缺乏可以支配的传播途径之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由表达权,只是权利而不是可以运用的权力。而微博的到来,突然提供了这种权力。其次,一些狂躁的抗议声,其针对的目标并非是科学本身,而是针对政府对包括科学在内的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第三,在网络上滋生的谣言和阴谋论,尽管体现出部分网民科学素质的欠佳,但其反权力(而非反对科学本身的事实)的色彩和心态不容忽视。

而同时,正像在政治和社会议题上一样,认为微博等社交媒体天然成为了民主交流的工具,促成了科学议题的民主化公共空间的想法也同样是幼稚的。

辨析公共空间

传统上人们认为,公共争论恰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信息的单向流动被改变,每条信息会受到各方的质疑或检验,在充分的对话和讨论后,不实信息传播受到抑制,(科学)问题以本来面目得到传播,人们实现了理性的共识。

但是,在很多科学议题的微博传播中,我们观察到,由于支持和反对科学主流观点的双方基本都是各说各话,很难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

另外,由于受众现有信息水准的程度与他们采用新媒介技术的积极性成正比,加之社交媒体使用本身的门槛,“知沟”或“信息沟”在Web3.0时代并未有效的缩小。在科学问题上,部分重要群体的意见不太可能在新媒体空间里发声,比如微博空间里,在对转基因这样争议话题的传播中,由于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看到生产者农民与部分年龄较大的消费者(他们往往决定了家庭食物采购)的声音。这导致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Web3.0时代媒体空间的民意与真实民意的悖离。云技术储备了海量数据,但所谓的大数据挖掘在科学传播关于舆论的研究中,如不小心辨析,反而会成为陷阱。

这种情况意味着,对于科学传播而言,微博既是体现其民主属性的公众参与的延伸,但又不是一种现成的民主模式,简单地让科学家参与网络对话并不能构建一种平等的民主。要保证微博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真正带来公民的民主参与,必须十分审慎的辨析新媒体空间里海量数据所表达的意义,并在科学的专业性与公众言论的民主性之间找到妥协。

网络时代科学传播与民主的融合

那么,该如何在坚持鼓励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民主化原则的前提下,找到这种妥协呢?

首先,需要在态度上认识到,包括微博民意、网络民意在内的公众对科学和科学争议事件的诉求,背后体现了民众真切的关切和对垄断性权力的抵制,这种诉求对于构建科学传播的民主属性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而微博则有潜力在塑造这种合法性方面发挥作用,为奠定理性的科学与公众的对话奠定基础。

其次,即便如此,包括微博民意在内的公众呼声,决不能被赋予颠覆科学权威的权力。如果小心的处理微博数据,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民意,但嗓门大并不代表真理,科学的真理更不能依靠民意来投票解决。特定的问题,如转基因是否安全,垃圾焚烧是否安全,必须通过科学来回答。

第三,在上述两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民意在科学传播中,首先应该体现为对科学议题的恰当关切和对科学议程的合理设定。比如,在转基因议题中,民众呼声所代表的民主性,体现为民众对转基因安全的合理担忧。这就要求科学决策者必须把转基因安全研究置于最为核心的地位。这一点,在2012年另一起国外的转基因安全争议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2012年9月19日,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Gilles-Eric Séralini)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可能会致癌的研究[2],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据称文章发表几小时内有关该文章的博客和微博转发就达到了150万次[3]

在塞拉利尼论文发表后, 欧洲食品安全局及欧洲多国权威科学及监管机构进行了迅速调查,并得出了该研究实验所用鼠种存在问题、样本量太少、统计方法有误以及缺乏喂养数据等结论。其中,欧洲食品安全局先后在2012年10月和11月做出了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研究结论的初审和终审意见。但是,尽管科学界拒绝了塞拉利尼的研究结论本身,却部分肯定了其研究主旨,即加强转基因长期潜在毒性研究的意义[4]

第四,正像传统的媒体表达一样,网络民意促成了包括科学信息在内的信息开放和透明度。长期以来,不少科学家以自己研究内容太过专业为由,不愿意加入到与民众的沟通中。但通过微博可以构建强大的民意压力这一点,在民主化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的时候,应该能促成科学家更加踊跃地投身到科学传播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争议问题上。像其他领域一样,Web3.0同样应该在科学传播中带来更大的透明性。

第五,科学传播的民主属性也应该体现为民众及其代表对科学组织和科学行为的监督,包括公民代表审批科研预算、衡量科学项目的民生收益、曝光科学不端行为等。

在Web3.0时代,这类沟通将变得更加容易,成本相对更低,这也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网络民意的合理诉求及恰当表达方式,应该更为科学家和科学决策者重视(比如宣传部门承担或委托学术机构进行的网络舆情研究,也应该被延伸到科学领域),科学传播工作者也应该建立相关的渠道引导包括网络声音在内的民意,使之进入有意义的实质性讨论中,让低成本的表达同时也能成为基于证据的、负责任的民主表达。

 

参考文献

  • [1] 范敬群、贾鹤鹏、张峰、彭光芒:《争议科学话题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态研究—以“黄金大米事件”的新浪微博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审稿中。
  • [2] Séralini, Gilles-Eric; Clair, Emilie; Mesnage, Robin et al., Long term toxicity of a Roundup herbicide and a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12. Vol. 50 (11): pp.4221-4231.
  • [3] Arjó G, Portero M, et al., “Plurality of opinion,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pseudoscience: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Séralini et al. study claiming that Roundup™ Ready corn or the herbicide Roundup™ cause cancer in rats”. Transgenic Research, 2013, Vol. 22 (2): pp.255-267.
  • [4] 范敬群、贾鹤鹏:《从法国转基因“致癌”实验看对待争议研究的态度与逻辑》,《生命科学》,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

  1. 贾鹤鹏: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美国康乃尔大学传播系在读博士;长期从事科学新闻的发展和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科学传播工作。
  2. 范敬群: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农业科技传播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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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小图:CARL W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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